虎子的“战地日记”到5月8日终于断了。作为本报驻贝尔格莱德记者的许杏虎和妻子朱颖在“亲历炮火”中于5月7日晚在北约轰炸中不幸遇难。十组战地日记也成为他的最后绝笔。

战地日记的诞生缘于3月30日的编前会上。当我代表国际部汇报了关于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报道情况时，王晨总编辑沉思了片刻说，我们除了动态性的报道外，能否以一种更生动、更贴近生活的方式反映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暴行；反映我们的记者在前方的工作情景，比如以战地日记形式。总编辑的建议正好与编辑部的初衷相吻合。

会后，编辑部马上与许杏虎取得了联系，有心计的虎子其实从战争一开始就把那里发生的事情一一记录在案。当我们把报道要求告诉虎子时，他欣然接受，一天后就按我们的思路发回了第一组战地日记。总编辑对第一组战地日记十分重视，利用整个周末逐字逐句地修改审阅，4月5日第一组战地日记——“亲历炮火”问世了。图文并茂的战地日记见报后立即在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人们也最早从报纸上认识了战斗在前线的许杏虎。

就这样每隔4、5天就会有规律地刊出一篇战地日记。为了保证稿子的质量，总编辑、主管编委不论稿子是半夜发来的，还是周末来的，都会在最短时间里审阅完，并及时见报。在总编辑和编委们的直接指导下，“亲历炮火”越写越好，各方面的反映也越来越强烈。国务院新闻办一位离休老干部在阅读了许杏虎的战地日记后打电话给国际部主任，要求为许杏虎请功。另一位77岁的老人打电话说：“我是光明日报的忠实读者，战地日记深深地打动了我，通过它我不仅看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南联盟的狂轰滥炸，也看到了南联盟人民英勇抗击北约军队的无畏精神，更看到了作为一个战地记者在战争环境下的艰难。”

5月9日清晨，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福建同志来到编辑部，他深情地告诉记者：“我就是从阅读了《亲历炮火》才认识了许杏虎，我为他不怕牺牲、顽强奋战的精神所感染，我对前方记者表示崇高敬意。”在许杏虎遇难后，编辑部接到的几百个电话中大多数人都提到了战地日记，可见这些文章的影响之大。

在第八组战地日记见报后，我们觉得，一次刊登数天日记，有些动态性新闻难免过时，可读性也不好。在编委会领导的建议下，我与虎子联系，看能否从更新的角度撰写战地日记。5月7日在接到第十组战地日记稿后（大约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钟）我打电话给虎子，向他提出了新的要求。电话那边的虎子没有像以往那样马上痛快地答应下来，他说，现在最大的困难是通讯问题，另外如果两天出一组日记，时间压力也较大。但他还没有等我说什么，就说，好吧，我会完成任务的。放下电话，我感到心里有些不安，这无形中又给他增加了许多新的压力。但是就在这天夜里，也许虎子正在构思，如何以一种新的形式和内容将战地日记献给我们的读者时，万恶的北约导弹无情地夺去了许杏虎夫妇年轻的生命。

每次看到许杏虎发自南斯拉夫的稿子，我都在心里为他和他的夫人朱颖祈祷。我知道他们在那边会很苦很累，但我绝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最初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我不敢相信。虎子比我还小一岁，怎么可能这样就走了？他和朱颖确实是在火线上工作，可是，哪有轰炸大使馆的道理？

去南斯拉夫之前，虎子是国际部的夜班编辑。我们同住一间夜班宿舍。每天下了夜班以后，我们回到这个打不开窗子的小房间里，有时会聊到第二天凌晨。也有的时候，虎子累了，一声“睡吧”之后，就没有任何声音了。虎子和我的谈话，今天我都记不住了。谁会刻意去记住那些最平常的话呢？我以为那样的交谈如每天的阳光一样寻常，却想不到阳光也是会被掠夺的。

虎子非常心细。每天早上，他起得都比我早很多，但从没有一次吵醒过我。尽管我们的小房间条件不好，但他总是收拾得很干净，绝没有一般男性集体宿舍那种脏和乱。勤快的虎子使我不得不注意宿舍的整洁，不管多忙，我们都会在一起打扫房间。一次，我洗了衣服后，虎子在两张上铺之间拉了一条铁丝，说：“你可以把衣服挂在这儿。”直到今天，这条铁丝还在那里，上面挂着我洗过的衣服。虎子去了南斯拉夫以后，我打扫房间的次数越来越少了。

虎子是我们报社中最早拿到汽车驾照的年轻记者。那时，我们一群年轻的夜班编辑经常在一起活动。有时，实在想不出玩的花样，就请虎子开车带我们去“游览市容”。在一群热热闹闹的人里面，虎子是说话最少的。我们在后面有说有笑，虎子在前面驾车一言不发。如果有人对他说：“虎子，你的车技不错。”他也只是笑笑。老实，几乎每个认识他的人都这样评价他。

年轻人多少有些毛躁和火气，可是，我从没见过虎子发火，甚至没有一句埋怨别人的话。我们在冲动的时候，虎子会从后边拉一把。他还无声地把扔到地上的尺子捡起来放回桌上，把摔碎的茶杯扫掉。

后来，虎子要去南斯拉夫了，我也调到了体育组。记得有一天他问我：“你主要负责报道什么项目？”我告诉他是乒、羽、网三个“小球”运动。虎子马上高兴地说：“下一届世乒赛就在南斯拉夫举行，如果你来，我给你当翻译。”他还教了我几个常用的单词。我开玩笑说：“南斯拉夫话太难了，我记不住。”他说：“没关系，有我呢。”

谁知所有的一切都被炮火打得粉碎。几天前，我坐在座位上还能听到国际部的编辑们与虎子通电话。“注意安全！”所有的编辑在挂断电话之前都这样叮嘱他。我似乎可以看到虎子在那边平静地笑笑，我几乎可以听到他的回答。我相信战火过后，南斯拉夫还会继续举办国际体育比赛，可是，我的朋友走了。

今天，我难以整理那些过去的记忆，我总觉得虎子和我还有没说完的话。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我只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以为所有的话都可以等到他回来以后再说，可是，我的朋友真的走了。

我忽然觉得，南斯拉夫是那么熟悉，就像那间小小的宿舍，里面有我的朋友。

意大利媒体连篇累牍的有关科索沃危机的报道已经有些令人渐生倦意了，周末原想休息一下。周六（5月8日）清晨7点，一阵电话铃声吵醒了我，朋友告知：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有伤亡，伤亡者中有记者。我的心提了起来，那里有我的同事和朋友许杏虎夫妇。匆匆起床，开始查询有关的信息，很快得到噩耗，虎子两口子和另一位新华社的同行牺牲了！一股悲愤的情绪涌了上来。

到整点新闻时，我打开电视，被炸后的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画面惨不忍睹。

我的电话开始响了起来，得知了贝尔格莱德惨剧消息的朋友们纷纷向本报表示慰问，许多人对北约的野蛮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意大利参议员卡普阿先生称，北约对平民和外交机构的轰炸是严重的罪行，他们一错再错是不可饶恕的。

下午，意大利各界对此惨剧的反应通过各种渠道陆续出现。13点刚过，意左民党中央传来了一份声明，声明称北约的错误行动“给刚刚出现的一丝和平希望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13点4分传来消息，199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达里奥·福等11名意大利文艺界著名人士组织了一个由500多人的签名致意大利政府总理的公开信，公开信强烈要求意大利政府拒绝继续参加北约对南联盟的轰炸行动。14点19分时，左民党的布弗等4名议员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谴责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和民用目标，声明说：“大规模轰炸民用目标、医院、旅馆和外交机构徒增无辜平民的伤亡，这是不理智的，也是不能令人接受的。”15点9分，意大利重建共产党总书记贝尔蒂诺蒂表示：“北约轰炸的升级已经失控”，“他们先是轰炸医院，后又轰炸客车，现在又轰炸了中国大使馆，人们再也不能忍受了。”16点，意大利国防部副部长格里尼称，“中国驻南使馆遭受轰炸，证明在华盛顿首脑会议上美国一再强调轰炸先于谈判的主张是错误的。”

电视晚间新闻开始了，所有新闻都对全世界对此悲剧的反应进行了综合报道。北约军方执行轰炸任务的作战记录本身就驳斥了北约秘书长索拉纳对此惨剧的苍白辩解：这决不是一次误炸行动。午夜时分，9日各大报纸的主要版面已经制好，所有报刊的头条都是北约轰炸中国驻南使馆。《北约轰炸中国使馆事件为北约亮起黄灯》（《新闻报》）、《北约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晚邮报》、《共和国报》），一向版面严肃的《24小时太阳报》一改很少在头版刊登照片的习惯做法，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中国驻南使馆被炸后的照片，并配以标语《北约的错误受到最严厉的批评》。

夜深了。临上床前，我打开了白天取回的还未来得及看的国内寄来的报纸。报纸是5月5日的，上面有虎子的战地日记《亲历炮火》，再读他的文字，虎子的音容笑貌涌现在我的眼前。我出国上任时，他与朱颖还未结婚，他到贝尔格莱德后打电话告诉我给我留着喜糖……拿着报纸的手在抖，我哭出了声来。

许杏虎去年7月就派驻南斯拉夫了，而我今年2月才来到光明日报国际部实习。我从未能有幸同这位“战地记者”见面。我与他的“相识”就在一篇篇稿件上。我来时，科索沃正日渐升温，他的任务是发回稿件，带来前方的最新消息，我的任务是和大家一起改稿拼版，让这些消息以最快速度传递到读者手中。尽管只是一名实习生，我却也时常感到记者同编辑的默契，只是常常在琢磨：等他回来，一定要找机会同他好好聊聊。

后来，战争爆发了，稿件骤然频密。我们的联系也多了起来。因为时差的关系，许杏虎的来稿总在晚间，而我恰好在夜班当值，于是常常就能接到他通报发稿的电话。因为线路时有中断之虞，他的电话总是很简短，少有多余的话，对自己日益艰危的处境更是从来不置一词。我们只能从发来的稿件中隐隐约约地得知：搞不到汽油了、记者站电话线断了、照明也没了、炮弹落在附近了、得搬到使馆去了……然而电话的那一边，他却总还只是从容镇定的那一句：“我将在X点X分发稿、字数大约XXX。”因为陌生，我不敢在电话里像其他同志那样亲切地叫他一声“虎子”；因为口拙，尽管“你多保重”这句话在心里说了无数遍，电话里，我总还是只会讲：“好、好、明白了。”我总是想，等他回来了，等大家熟了，再改口，再说，也不迟的。

北约的轰炸日紧一日，许杏虎的稿子也越来越多。他要采写当地最新战况，要就形势作分析、发评论、要为“战地日记”专栏每日一记，还要拍摄大量照片。望着忙碌的传真机和电脑“收件箱”，我总是不禁担忧：白天采访，晚上写稿，他是没有时间休息了。然而，无论是在电话里，还是从字里行间，我从来不曾感到他有一些倦意。他活跃在轰炸最集中的地区，深入破坏最重的现场采访；他走到饱受摧残的平民中间，听他们倾诉最深切的悲愤。40多天里，从他的笔下写出了50多篇新闻稿和“战地日记”。他的文章总是着眼于细处，以平实见长。他不仅从南联盟官方的言论中看其政府的顽强，更从依旧在公园里散步的百姓身上看其人民的不屈；不仅从城市的废墟上看炮火的无情，更从稚子惊恐的眼睛里看战争的残酷。他的文中少有高昂的口号，也看不见感情冲动的过激之辞。然而，就是这些平静从容、朴实无华的句子，却时常刺痛了我的心，让我在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里热泪盈眶。

他夜以继日地奋笔疾书，一篇又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发回了国内：一篇《生命不息歌声不止》曾让那场远在他乡的露天音乐会回响在多少国人的耳畔；一篇《战火下的中国记者》曾牵动了多少读者的殷殷关切之心，十组“战地日记”又曾让多少人仿佛亲身经历了连天炮火……他揭露战场上的真相，戳穿侵略者的谎言，赞美反抗者的顽强，歌颂不屈者的高傲。艰难困苦若等闲，生死亦已置之度外，他用手中的笔如此热切地呼唤着和平！

或者，这正是他们所害怕的？他们财大气粗、霸权在握，正在别国的领空耀武扬威，俨然不可一世；而他，一个普普通通的平民记者，手无寸铁，却凭着手中一支勇于揭露真相的正义之笔，令他们坐立不安了，张惶失措，终致于如此丧心病狂地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这是我们刻骨的悲痛，却又何尝不是他永远的骄傲。

又是一个不眠之夜，编辑部里灯火通明，人来人往，看着那依旧忙个不停的电话，我是如此痛切地意识到，电话的那一边，再也没有了你，我从未见过面的战友。遥遥两地却并肩作战的默契已经成为永远的往事，我却还未曾来得及叫你一声“虎子”。

长歌当哭，是应当在痛定之后的。然而，我的眼中还满是同胞的血泪，耳边却又响起了导弹的尖啸。虎子啊，你用生命呼唤的和平究竟还有多远？

5月8日，我从电视上看到我的同事和朋友许杏虎和夫人朱颖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导弹袭击我驻南斯拉夫使馆中双双遇难的消息，悲从中来，气愤难平。电视画面上出现了他俩的日常生活和工作照片，其中有几张引起我的深深回忆。那是去年他俩在去贝尔格莱德赴任途中经过日内瓦时我为他们拍的。万万没有想到，这些照片竟成绝版；日内瓦一别，竟成为我们的永诀。

在报社工作期间，“虎子”经常上夜班，我们不常见面。1994年，在我赴日内瓦记者站工作之前，我和“虎子”单独上了一段时间夜班，对“虎子”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性格比较内向，说话轻声细语，加上他那瘦削的身材，从外表上看，他并不像“虎子”，但他工作非常认真，从确定夜班稿件、画版、校对到发排从不马虎。有时，我们工作到凌晨，他总是让我先回家休息，而他还要再等一会，担心万一有急稿，需要重新排版。后来，我到日内瓦赴任，经常通过电话和“虎子”谈稿子的事情。有一次谈完工作，“虎子”对我说，如果有机会到日内瓦看看就好了，看看日内瓦，将来编稿子也有些感性认识。去年夏天，他的愿望终于在他和朱颖赴任途中实现了。他们利用在瑞士转飞机的机会来到日内瓦。

我抓紧时间陪同他们参观了联合国欧洲办事处所在地万国宫、世界卫生组织、世界气象组织、国际劳工组织、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和机构，还为他们拍了一些难得的“合家欢”。电视画面上出现的几张照片中有几张就是当时我为他们拍摄的。看到画面上他们那轻松、愉快的笑容和对未来充满希望的神情，想到再也不能与他们一起工作、聊天，再也不能为他们拍“合家欢”了，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朱颖不在国际部工作，因此，平时在报社的接触很少，而这次他们的日内瓦之行同我和夫人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朱颖的性格和“虎子”正好相反。她身材小巧、热情奔放、笑声很有感染力，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她跟我夫人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总是充满欢笑。她告诉我们，她和妹妹的关系非常好，妹妹舍不得她走，一直送到首都机场，大哭了一场；她告诉我们，离开北京之前，她特意到种子市场买了许多品种的菜籽，准备带到贝尔格莱德记者站种；她还向我夫人透露了一个“小秘密”———像我夫人一样，在离任前怀孕，“在肚子里装一个小贝贝回国生”。在战争风云笼罩下的贝尔格莱德，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已经种上了那些万里迢迢带来的菜种子，但我知道，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惨无人道的导弹袭击却在母亲节到来之际，彻底炸碎了一个年仅28岁的中国新婚妻子未来的母亲梦！

我在西欧工作期间深深地体会到，一些西方国家打着“自由”、“民主”和“人权”的幌子欺压弱小的国家和民族，他们关注的只是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的目光无法穿过阿尔卑斯山，无法跨越太平洋。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在对南斯拉夫联盟进行了40多天的狂轰滥炸之后，竟然肆无忌惮地袭击我驻南使馆，惨无人道地屠杀我无辜的驻外记者，这一可耻行径不仅公然违反国际法公认的法律准则，而且是对其所谓的“民主”、“人权”和“新闻自由”的最辛辣的讽刺。

走好，虎子、朱颖，我的同事和朋友。

当一幅北京外国语大学学生举着许杏虎和朱颖烈士的遗像到美国大使馆抗议北约暴行的图片展现在我面前时，压抑了两天的悲痛情感再也控制不住了，泪水忍不住地流了下来。

杏虎同志和我都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现称北京外国语大学），之后又相继来到光明日报社国际部工作，他是我的学长、战友，但我们俩从未谋过面，因为他1990年从东欧语系毕业时，我刚好是亚非语系二年级的学生，当他奔赴贝尔格莱德、并冒着生命危险在南联盟采访塞尔维亚人民英勇反抗北约的野蛮侵略时，我才刚刚跨进报社的大门。不过呢，人虽未曾谋面，但我对他的名字却一点都不陌生，好像是到报社报到的第一天就听到了他的大名。因为他为人纯朴、直率，待人真诚、热情，国际部的编辑、记者们不分长幼辈分，都亲昵地称他为“虎子”，每当国际部与虎子接通电话时，领导和同事们都抢着要与他通话。那份热情，那份关心，让我这位新人颇感羡慕。当时我就想，这位学长怎么那么讨人喜欢，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他一样融入国际部这个大家庭呢？

第一次接触杏虎是在今年的3月25日，而且是间接的。当时匆匆忙忙从黑山赶回贝尔格莱德的杏虎同志用电话向国际部口述了一条北约空袭南联盟的消息。但因通信线路受到干扰，通话时断时续，消息记录不全。领导就让我找资料补充补充，编辑后就见报了。这是我当编辑后的第一次编稿，也是第一次和唯一一次给杏虎学长改稿。

5月8日下午，当我听到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以导弹袭击中国驻南大使馆、杏虎及其夫人朱颖同志不幸牺牲的消息时，我惊呆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就在前几天，报社老总还表扬了学长在这次北约轰炸南联盟的报道上很突出，大家准备为他请功呢，我还以为用不了多久就能马上见到我的榜样了呢。而现在北约万恶的导弹让我再也见不到仰慕已久的学长了。